时至今日，我们可以说，以牛河梁遗址为中心的红山文化，既是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的象征，也是中华文化和文明连续不断的实证。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、沈阳市政协文史馆顾问郭大顺先生，早在40多年前曾提出“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一个主要源头”的观点，如今已上升到了国家层面，这无疑为我们辽宁坚定历史自信、文化自信注入了澎湃新动能。
牛河梁遗址出土的女神头像（复制品）
龙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图腾，其形象和精神已融入民族血脉。6月26日，上海博物馆“龙腾中国：红山文化古国文明特展”是继聚焦中原夏商周时代的“宅兹中国”、融汇江浙沪崧泽和良渚文化的“实证中国”，以及围绕四川三星堆和金沙文化的“星耀中国”之后，轴线贯通式的一次中华文明史大穿越。作为“何以中国”IP系列特展的第四展，展览以全景视角，系统而深入地诠释了“一个距今5800年，以玉器、龙图、彩陶和祭祀体系为标志的古老文明被清晰揭示。这一发现将西辽河流域——这片曾被视作古文明边缘的长城以北地带，无可争议地纳入了中华文明的源头谱系。红山文化考古成果，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知，更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重要实物例证”。
展开剩余71%牛河梁遗址出土的陶器
红山文化的考古发掘，为我们揭示文献以前的中国历史提供了一条重要道路。考古学家苏秉琦曾指出：“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，只有黄帝时期与之相符。”令人欣喜的是，用考古学的角度去对照历史传说，竟得到了相互印证。
牛河梁遗址出土的龙凤玉佩
发挥好考古学对历史研究的“坚强支撑”作用，无疑是考古发掘工作者的至高目标。这样的目标，在《红山文化之谜》一书中，可以从一代代红山文化考古工作者默默无闻、忘我投入的背影中描摹出来。郭大顺对于红山文化研究殚思极虑，他曾即兴说，如果当年命名时改玉猪龙为玉熊龙，可能与有熊氏黄帝文化就更吻合些。片言只语中游丝般牵出郭老的遗憾。令人振奋的是，发掘红山文化的脚步并没有停歇。日前，正在被发掘的宣化郑家沟积石冢的年代，经测定为距今5200年至4800年前后，其与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积石冢相比虽有变化，但从选址在山岗的积石冢及其结构，随葬玉雕龙、三联璧、玉斧等玉器的形制看，均具有诸多相同因素。郑家沟等积石冢作为红山文化晚期的一种区域类型，为我们理解红山文化为何在发展的鼎盛时期，突然从辽西消失找到了合理的解释——红山先人主动迁徙，由辽西越燕山南下，并形成了中华古文化的一次大融合。结合这段历史，再遥想当年的涿鹿之战，不禁让人浮想联翩。似乎红山文化考古工作的每一次重大突破，都在成为前辈们观点的无声佐证。
红山文化玉凤
红山文化玉人
回想大约15年前，笔者作为随行的军事记者陪同首长赴辽西执行任务。车行至山路崎岖处，在一座山丘偶遇考古队，探路之余相聊甚欢，但很可惜因为学识浅薄，只留下了关于“红山”“牛河梁”等名词的记忆残片，而对于当时他们脸上流下的汗水，以及脚下所踏着的是何等重要的文化遗址，竟未留下许多本应 满怀敬意的回忆。撰写此文时才后知后觉：红山文化，曾长期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，有赖于一代代考古人和文化学者不懈探索，才使得其神秘面纱被层层揭开，为后世所敬仰赞叹。正是他们手握洛阳铲，在荒野中一寸寸探寻，才让长城以北的辽宁摆脱了古代文化“蛮荒之地”的偏见，一跃成为向中华文化大树提供养分的沃土。
（作者金洪途系沈阳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工作人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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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| 《辽宁文史》（2025年第4期）
编辑 | 张恺新 杨思宇
实习编辑 | 班利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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